余 靖 宦 海 軼 事

( 公諱靖，后人稱余靖，即是太祖余忠襄公，原名希古，字安道，號武溪) 。

余靖是北宋名臣，宦海沉浮，凡四十年，充滿傳奇色彩，有不少趣聞軼事，耐人尋味，給人啟迪。

他 天資聰穎，刻苦讀書，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 應試中進士，時年24周歲。 這是他人生的一個大轉折，從此步入士途，開始在州縣做地方官，他信仰儒學， 有為國為民立德、立功、立言的執著追求， 深知“水可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為官兢兢業業，關心民眾疾苦，尤其注重自身品德修養，對歷史名人完璧歸趙的藺 相如，敢于犯顏直諫的魏徵，以及本朝賢相寇准等十分 欽佩。引為榜樣。根据多年為官体驗，提出 “清、公、勤、明、和、慎”的著名“從政六箴”，作為座右銘， 終生恪守。与他同時的包拯，曾任端州知府(今廣東肇慶市)， 据說在离任下屬私自為他帶走了一方珍貴端硯，他發現后，為示廉洁，在中途把它拋于江中，一時傳為美談。 余靖任廣州知州多年，在离任時，兩袖清風， 什么也沒有帶。 因此，在中途就沒有什么可拋棄的了。以他這种高洁品格，日后進入羊城 “八賢館”， 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天圣八年(1030年)， 余靖參加“書判拔萃科”考試，名列榜首，這在當時是极大榮耀，也為他入朝為官創造了條件。 初為京官， 任秘書丞、集賢校理等職，主要是以事編審經史典籍等工作， 這是要有學術素養的。這期間，京師發生了一件震動朝野的大事，因此，余靖初露鋒芒，顯示剛正直言的天性。 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不滿宰相專權， 官場黑暗，吏治腐敗，乃上 “百官圖” 說明問題嚴重，以引起朝廷注意糾正，但是忠言逆耳，反遭誣陷被貶。 對此，朝堂諸公，緘默不言。這時，只有余靖無畏無 懼，挺身而出，据理力爭，為范抗辯，但亦被貶。 后尹洙、歐陽修也為此被貶。因他們主持正義，被稱為 “四賢”，名聲大振。 但貶官對余靖等人來說，只是一种磨煉， 他們寵辱不惊，沉浮坦蕩，更能大徹大悟，以詩文言志。 在被貶歲月，范仲淹撰寫的 “岳陽樓記” 其名言 “先天下之扰而扰，后天下之樂而樂” 千古流芳。 歐陽修所作“醉翁亭記，其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山水之間”感人肺腑。余靖的名篇 “落花”、“惠州開元寺記” 廣為流傳，為人稱道。 這實際開了宋代貶官文 化的先河。 真可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余 靖等景佑被貶，本來就是錯案，在朝有正義感的同僚多有上書為他們陳情的，后仁宗也有醒悟，范、 余等人的境遇有了改善，職位有所升遷。 慶歷三年(1043 年)，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先后任諫官。同年范仲淹被重用，回京主政，推行慶歷新政，四諫官及韓琦等是主要人物。 應當說，發動參与新政的都是有雄心壯 志的英杰。 新政是以范仲淹上陳<十事>為綱領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改革內 容。 重點則是改革吏治，澄清朝政，建立一個有威望的政 府，為此，就要起用賢良，斥罷庸劣，勢必波及在位官僚權貴，這是有風險的，要有膽略。 余靖等四諫官，以 上至宰相大臣，下至各部百官均可參劾特殊地位，大刀 闊斧，矛頭直指那些昏庸無能，營私舞弊的官員，即使涉及皇親國戚也不例外。 余靖有關張堯佐的奏章就很典 型。 仁宗因愛屋及鳥，要重用寵妃的伯父張堯佐， 余靖認為不妥，上表极力反對，也受到蔡襄、包拯等大臣支持。 后來，仁宗只好作罷。 余靖力推行新政披荊斬棘， 出謀划策。 建樹殊多，是他發揮才干，展現風采的輝煌時期。

余靖三使契丹(遼)，安定邊疆，威名遠揚，是他宦海生涯中的一大亮點。 北宋最大的外患，是來自契丹， 西夏的威脅。 為了抗擊他們的來犯，楊家將、韓琦、 狄青等都先后作出過重大貢獻。 但問題依然存在。 余靖任京官后，就密切注視邊疆安全，關注遼、夏動向。 在吸取以往經驗教訓基礎上，多次上表仁宗，提出對待遼、 夏的主張。 他認為要防范遼、夏，除了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作后盾以外，還要有堅定靈活的政治外交配合， 做到剛柔相濟，恩威兼用。 既不能一味退讓妥協， 也不能單純依靠軍事武力。 在策略上要防止遼、夏聯合犯宋，要利他們之間的矛盾，便之互相牽制， 在三方關系中力爭主動，余靖的精辟見解使仁宗耳目一新，得到贊賞采納。 因而就有慶歷三年至慶歷五年，余靖三使契丹的壯舉。 當時有個大背景，就是宋、夏交戰之后， 西夏有意議和通商，要求刪封，這本是宋、夏之間好事， 但契丹表示強烈反對，并提出要与宋結盟，聯合攻夏，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余靖從全局考慮， 認為對契丹的要求不能簡單拒絕，以避免宋、夏議和未果，又使宋、 遼紛爭驟起，要求刪封西夏推后，先對契丹進行外交說服，取得三方和約。 由于余靖胸有成竹，目標明确， 又雄辯滔滔，出使后，經過縱橫捭闔，折治樽俎，終于說服契丹放棄成見。 与此同時，余靖又化解了三方其他爭端，達成了宋、遼、夏之間的和好，這是來得不易的， 但當余靖完成使命回國時，等待他的不是榮耀，而是第二次被貶， 這是令人發指的。原來余靖有語言天賦，在出使期間學會契丹語言，這本來是他的長處，有利于開展外交活動。 但卻被政敵作為參劾的借口，說他習“胡語”有 失“國格”而被貶。這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余靖出使契丹的重大貢獻，他非凡的外交才智和魄力， 是不容抹煞的。

余靖兩次廣南平亂，建立殊功，朝野贊譽，是他宦海生涯中的又一輝煌篇章。 皇祐五年(1052年) 儂智高野心膨胀，欲割据廣南， 自立為王，兵發廣源州(今越南諒山)連陷橫山寨(今廣西橫山縣)，邕州(今廣西南宁市)， 梧州，端州(今廣東肇庆市)等數州，兵臨廣州，廣州告急， 朝廷震惊，仁宗急調余靖、孫沔經略廣南，以控制局勢，隨后狄青統領大軍，揮師南下， 狄青仍一代名將，治军嚴謹，指揮有方，又有余靖等運籌唯幄，文武協同， 將士用命，几經戰斗，很快就扭转戰局，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蕩平儂氏之亂，此役楊家小將楊文廣也隨軍參戰， 立有軍功，狄青班師回朝，余靖受命留守廣南， 從事善后工詐，他一方面清剿殘敵，另方面大力恢复秩序，安撫百姓，使民眾能安居樂業。 這是他第一次廣南平亂。 著有雄文”大宋平蠻碑”祥記此事。 与第一次不同，余靖第二次廣南平亂，主要依靠個人的威望和政治智慧，以兵不刃的方式來完成的。 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 時余靖知青州(今山東淄博市)奉召回京，事因交趾(今越南北部)興兵侵犯廣南，情勢緊急，仁宗考慮余靖是平亂能手， 是對付交趾的最佳之選，任命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全權處理此事， 余靖受命即率部火速南進，到任后，他根据情況分析，認為對交趾問題采取以武力解決，不僅會造成重大傷亡， 還會留下后患，不是上策。若能通過政治手段， 以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于是傳檄交趾，嚴斥其懸崖勒马，回頭是岸，或可寬恕，交趾久聞余靖大名， 今領兵前來，自知不是對手，己成惊弓之鳥，接到檄文， 即上表罷乒歸順。 這也是余靖要看到的最好結果，他這次平亂成功，不費一刀一槍，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仁宗稱他 “風采第一，廣南定亂，經略無雙”。